中美關系尚未發生“質變”

當代世界 | 作者: 滕建群 | 時間: 2019-08-09 | 責編: 吳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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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從1979年建交到2018年經貿摩擦升級為“貿易戰”,中美關系經歷了40年變遷。自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美國對華認知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國內利益集團推波助瀾,急于尋找競爭對手。特朗普本人及其執政團隊的保守主義傾向加快了美對華示強的步伐,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者”和“戰略競爭對手”,美國要與中國進行“全政府”“全社會”競爭。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大調整導致中美關系遭遇建交以來的艱難時刻,但這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已發生“質變”。從美國戰略目標和實力匹配度、中美力量再平衡、兩國相互依存度及大國關系等方面看,在構建新的力量平衡過程中,中美關系會有起伏和波動,但總體可控,兩國關系發生“質變”的可能性不大。

【關鍵詞】中國;美國;特朗普;中美關系;“質變”

 

特朗普執政后,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先恭后倨,逐漸走向強硬。美國對華政策轉變不僅直接影響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也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有學者根據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認為中美關系也隨之發生“質變”。筆者認為,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對華政策雖發生重大調整,但這并不表明中美關系已發生“質變”。

美國對華政策進行重大調整的原因

從剛上臺時希望與中國走近為地區和世界事務作貢獻到發動全面對華“貿易戰”,特朗普的轉變似乎有些突然,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國對華政策著實已發生重大變化。對華貿易調查及隨后提高中國輸美商品關稅,進而在科技、人文、安全、金融甚至意識形態領域對華全面“戰略競爭”,原因在于美國對華認知已發生重大改變。美國曾希望把中國納入由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但中國異軍突起、全面發展,美國改變看法,認為中國發展正對其構成挑戰。

一、美國對中國的認知發生重大改變

冷戰結束后,美國政界和戰略界不時傳出“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對華日漸消極和強硬是美國對華政策基本走勢。2001年,小布什政府就曾把中國視為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但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美國的注意力轉向反恐戰爭。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帶有遏制中國的意圖。2015年前后,美國展開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強硬派認為,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競爭對手,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接觸—融入”戰略失敗。因此,美國要加大投入,把注意力調整到亞太地區,以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此后,奧巴馬政府提出要把60%的海軍力量調到亞太地區。但歐洲仍是美國經濟收益最高的地區,并且還有北約這樣的軍事組織。冷戰后,能與美國出兵打仗的國家基本都在歐洲而不是亞太,加之中東“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坐大,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沒達到預期效果。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是國際秩序“修正主義者”,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美國面臨的威脅眼前看是恐怖主義、朝鮮和伊朗等,長遠看中國可能取代美國霸權地位,必須開始加緊對中國圍堵。[1]該報告集近年來美國政界和學界對華政策大辯論共識于一身。隨后,美國發布《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這一系列政府文件只有一個意思,即美國要與中國展開“全政府”“全社會”戰略競爭。報告忽略合作,夸大中國威脅,認為中國挑戰美國的權力和利益。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指出,要放棄長期堅持的“支持中國崛起和幫助中國融入戰后國際秩序”的政策,改為集中美國戰略資源全面反擊中國的戰略競爭。[2]

導致美國對華認知轉變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實力快速增長,美國感到壓力。盡管中美兩國綜合國力對比仍相差較遠,但美國已意識到中國的發展勢頭強勁,可能會在未來某一天超過美國。中美兩國關系中所具有的互補性減少,在國際產業鏈中的位置也在發生變化。美國對中國軍力現代化和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表現出不安。人民幣國際化、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制造:2025》、充滿活力的經濟和團結一致的社會結構等,越發引起美國對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制度優勢和治國理政模式的擔憂。二是美國為轉移國內矛盾,把中國當成“替罪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政治極化、社會分裂、貧富差距拉大,經濟雖有發展但百姓并沒有收獲感。美國債臺高筑,制造業空心化嚴重。中國的形勢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精英并沒意識到自身經濟的缺陷和治理無能,而是利用民粹主義,把現有困難不負責任地歸咎于全球化和中國。中美各領域合作已成為美國國內亂局的受害者。

目前,美國對華強硬的認知占據上風,影響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但不是所有人都認為必須對華強硬,他們不想把中國打造成“美國的敵人”。近日,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云裳、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藍普頓、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侃如等百位學界和前政界人士聯合上書特朗普,指出“美國與中國為敵事與愿違”,認為中美競爭與合作應保持平衡,這樣才能保證中國內部溫和、務實和建設性聲音的存在;與中國“脫鉤”不能阻止中國崛起,卻損害美國自身利益;美國應強化國際合作,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是試圖破壞和遏制中國與世界的接觸。[3]美國對華認知變化需要過程,同時也取決于中美雙方力量的博弈。此聯名信是美國反思對華政策的一個側影。

二、圍繞強力對手制定內外政策是美國的一貫做法

美西戰爭后,美國邁上擴張之路,內政和外交政策發生根本轉變。在美國,利益集團緊緊控制著財富和政治命脈,成為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主宰。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造就的軍工復合體,集政府、國會、軍工企業和科研機構于一體,利用民眾對安全問題的敏感和關切,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最為重要的力量。

艾森豪威爾在卸任美國總統時感嘆,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發出警告。他回憶道:“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有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的,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4] 然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合體很難避免軍工復合體對美國各方面的影響。

特朗普自稱屬于非建制派,但在應合軍工復合體方面卻有過之而無不及。組閣時,他喜歡選用華爾街大佬和退役將軍,[5] 一方面,這些大佬和退役將軍的自身利益得到了保證;另一方面,這些人具有執行力和經營思想。對地產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來說,這是經濟有效的選擇。

找什么人為自己的政策站臺,特朗普從不回避。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簽署發起對華“301調查”的行政命令時,站在他桌前的是與中美貿易沒直接關系的世界最大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總裁馬麗蓮?休森女士,軍火巨頭在這個時間節點出現在特朗普面前耐人尋味。休森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公司占據世界軍品貿易20%的目標略顯保守,根據對國家安全政策分析及對F-35戰斗機的信心,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有望擴大國內和國際市場,即特朗普要把大國競爭作為內政和外交的出發點,對軍火的需要肯定會大增。[6]

三、特朗普本人及其執政團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特朗普以共和黨人身份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他在競選期間指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但又在2017年4月表示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7]在2017年訪華期間特朗普表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懸殊“不是中國的責任,是因為上屆政府沒有把事情做好”。[8] 但美國國內對特朗普亞洲之行不滿,民主黨和保守媒體批評他對華太弱,甚至沒提“人權”等問題,認為其亞洲行陷入“對中國低姿態外交”。[9]

經過短暫的執政和外交實踐后,特朗普確定了對華全面競爭戰略。他身邊集中了一批與其意識形態相近、堅持對華強硬的幕僚。2017年8月,時任總統高級顧問斯蒂夫?班農稱,“美國對華經濟戰爭已打響。”“這場戰爭勢必導致在25—30年后中美間只有一方成為世界霸主。”“對華經濟戰爭意味著一切。我們必須全神貫注、全力以赴。”美國的計劃包括,首先對華發起“301調查”,然后進一步限制中國在美“傾銷”鋼鐵和鋁等。[10]特朗普的另一個保守派幕僚是彼得?納瓦羅。2016年12月21日,納瓦羅被提名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2017年1月上任。當年4月,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被并入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納瓦羅現為該辦公室主任。納瓦羅曾于2011年出版《致命中國》一書,認為作為中國最重要貿易伙伴的美國深受中國之害。[11]之后,納瓦羅堅持現實主義理念,強調運用軍事封鎖、經濟制裁和“合縱連橫”手段,并加強與亞洲盟友之間的“融合”,遏制中國崛起,維系亞洲和平,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12]從特朗普任用幕僚的取向可以看出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傾向。鞏固和強化美國霸權是特朗普的夢想,在這一過程中誰擋住其道路,誰就會被認為是挑戰,美國必然會竭盡全力加以限制。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一生從事高投入、高產出和高風險事業,有急功近利的特性。在《交易的藝術》中,特朗普寫道,“我崇尚大規模的賭場生意,這對我有無窮的吸引力,歸根到底,我迷戀的是滾滾財源。如果你熟知自己所涉足的生意,并且善于運作,就能夠從中謀利,精明的運作可以給你帶來廣袤的財源。”[13] “做生意,一定要想辦法牽制對手。”[14]特朗普非常清楚當前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認知變化。目前,特朗普把炒作對華全方位圍堵當成贏得選民支持的話題,成功轉移了民眾對消除貿易赤字的關注。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確實已發生重大變化,但因此就認定中美關系發生“質變”尚缺乏一定依據。表面看,美國各界似乎已達成共識,要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略競爭,兩國關系對抗的一面上升,而合作的一面有所下降。這是美國對華認知變化的結果,由美國特有的政治生態所致,也與特朗普及其閣員的執政理念和風格有密切關聯。

中美關系“質變”的論斷為時過早

“質變”是一種根本性變化。中美關系“質變”是指兩國全面終止接觸或“脫鉤”而開始冷戰甚至熱戰。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人文等各領域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似乎要與中國進行一場不可調和的戰略對抗。然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并不意味著中美關系已發生“質變”。

一、美國戰略目標和現有實力嚴重脫節

美國蘭德公司提出,美國的戰略目標和能力存在差距,認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與美國現有能力不匹配。[15]當前,美國各界對華認知已發生重大變化,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政要言論和智庫研究成果都認為中國正對美國構成威脅。但從實際來看,美國的實力顯然已不可能實現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美國GDP總量為20.51萬億美元,中國為13.2萬億美元,[16] 中國GDP總量占美國GDP總量64%以上,超過美國戰略界一直認為的60%的臨界點。同時,中國已建立起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明確的科技發展計劃,并按部就班開展產業升級。未來中國將建起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工業體系,將大幅度減少在技術、市場、投資等領域對美國的依賴。

美國以“安全”為由封殺中國民營企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是圍堵中國產業發展的一個案例。表面上看,美國提出的是安全問題,但實際上美國擔心的是新一代網絡通信技術優勢被中國所取代。特朗普認為,應把5G技術納入國際軍備控制領域。對美國來說,除美元和美軍外,它所擁有的網絡優勢支撐著其對世界的掌控。一旦新一代網絡技術被中國占有,等于美國將失去在這一領域的霸權地位。5G技術不是簡單的安全問題,而是美國保持全球霸權的戰略問題。但從人類技術進步史看,沒有任何國家或個人能阻擋新技術的普及,網絡信息技術同樣不可能因為美國阻撓而停滯不前。

美國的戰略目標與實力脫節是舊有霸權思維模式導致的結果。在與中國進行的戰略競爭中,美國沒有足夠能力阻撓中國發展,使兩國滑向全面對抗的“質變”遠未產生。

二、中美舊有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

在力量再平衡過程中,摩擦和沖突必然會增多,這需要中美兩國決策者創新思維模式。中美關系巨變的根本原因是雙方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美國將中國看成威脅美國霸權的戰略競爭對手。在兩國關系再平衡過程中,中美無法用舊思維方式和手段來構建新的力量平衡并保持再平衡不產生波動。因此,中美兩國需要加強協商和管控分歧,而不是像美國保守勢力那樣“火上澆油”。

中美建交40年來,雙邊關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某些時候甚至矛盾尖銳。在安全領域,如1999年美國軍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2001年南海發生撞機事件,中美兩國關系跌入谷底,但最后經過努力,雙邊關系重新回到正常軌道。關鍵是中美力量對比變化難用“零和”模式結束。在誰也取代不了誰的背景下,兩國只能努力達成新的力量平衡。

在中美達成新的力量平衡之前,美國作為強勢方會置國際法理和兩國達成的文件和共識于不顧,但這些只是暫時的小動作,改變不了中國和美國力量對比變化的事實。美國已在南海、臺灣、香港、人權等一系列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希望通過這些行動給中國制造麻煩,遲滯中國發展,確保美國的世界霸權維持下去。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最近做出系列舉動:2018年以來美國軍艦多次穿越臺灣海峽;加強與臺灣高層互動;在堅持《與臺灣關系法》的同時先后通過多項涉臺法案,如《2018年臺灣旅行法》《臺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臺灣國際參與法》《2018年國防授權法》《2019年臺灣保證法》等;圍繞臺灣名稱,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把中國臺灣當成獨立實體看待。

美國不愿意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試圖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這必會使兩國在達成新的力量平衡前產生戰略博弈。美國的百般阻撓會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其硬實力和軟實力,而中國綜合國力則會得到相對提高。如“貿易戰”已讓中國民眾更加團結,也讓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更加堅定。技術封鎖和打壓必然促使中國在投資和項目上整合力量,突破技術瓶頸,加快產業和技術升級。

經過適應期后,不排除美國會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中國崛起,中國則會回應美國的合理關切,從而達成新的力量平衡,兩國關系出現新的穩定。這一適應過程不會導致兩國關系發生“質變”。

三、中美在各個領域里的相互依存度極高,全面“脫鉤”可能性不大

近期,美國保守勢力反復強調與中國各領域“脫鉤”,擺脫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從中美經濟發展水平及在世界產業鏈所處位置看,兩國“脫鉤”是非常困難的。建交40年來,中美兩國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補、深度融合的利益格局和互利互惠關系。

從暫時效果看,美國提出全面“脫鉤”給中美兩國關系穩定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美國拒絕中國海軍參加“環太平洋-2018”聯合軍事演習,兩國各種軍事交流活動處于暫停狀態;美國對中國華為、中興等一批高科技企業進行制裁,讓這些公司承受巨大生存壓力,技術上的“脫鉤”有明顯影響。

盡管如此,美國想與中國“脫鉤”并非易事。政治層面,兩國元首在保持相互溝通,元首外交繼續發揮穩定兩國關系、解決分歧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雙邊經貿摩擦不斷升級狀態下,中美仍保持高級別對話和磋商,保持溝通管道暢通。在經貿層面,2018年中美貨物貿易額達到6335.2億美元,雙向投資達到2400億美元。[17]中美已是彼此最大貿易伙伴國和重要投資對象國。美國幾乎所有大公司在中國都有業務,所有州與中國都有合作。美國從中美經貿合作中獲得巨大利益。2017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收入超過7000億美元,利潤超過500億美元。[18]在人文交流層面,中美已建立起50對友好省州和227對友好城市關系,每天大約有1.4萬人往返于太平洋兩岸。

美國對華“貿易戰”正在出現二元結構分裂。美國政客和保守勢力堅持要通過“貿易戰”來打壓中國,而美國大企業、商業和農業從業者反對“貿易戰”。這種二元結構會極大限制美國把“貿易戰”推向更廣大領域。“脫鉤論”是固守冷戰思維、奉行“零和”博弈的人鼓噪出來的極其危險、極不負責任的論調。“這種論調違悖中美關系合作共贏的本質,罔顧兩國交流友好密切的民意,不符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不可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會得逞。”[19]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強行讓中美“脫鉤”,勢必打亂現有的世界經濟鏈條,破壞全球產業分工,引發國際市場混亂和金融市場動蕩,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關方希望看到的。

總體看,美國“脫鉤論”者希望切斷中美建交40年來所形成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讓兩國關系發生“質變”。但現實看,這只能是美國保守勢力的扭曲想法,因為“脫鉤”不僅會對中國,而且會對美國帶來同樣巨大的損害。從目前情況看,“脫鉤”并沒有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主導政策。在2019年6月舉行的G20大阪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舉行會晤,雙方同意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這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滕建群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原文載《當代世界》,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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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2] 同[1]。

[3] “China is not an Enem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utm_term=.4b65af319ada.

[4] [美]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90頁。

[5] 最初內閣中白人男性的比例高達71%,擁有軍事和商業背景、毫無公職經驗者占大多數。內閣成員的平均軍事經歷達到8.1年,是名副其實的“軍人內閣”。國防部長被授予退役四星上將馬蒂斯;國土安全部長凱利同為四星上將,退伍前曾任南方司令部司令;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曾是陸軍三星中將,因親俄立場頗具爭議,后因“通俄門”在上任24天后辭職。其繼任者麥克馬斯特將軍則是一名現役軍人;其他官員,例如總統首席策略師班農、內政部長辛克和中央情報局長蓬皮奧等也均具有深厚的軍事背景。特朗普招募了眾多企業高管:國務卿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首席執行官;財政部長姆努欽曾經是高盛高管;商務部長羅斯則被稱為華爾街“破產重組之王”;曾被提名勞工部長,后主動退出的普茲德則是連鎖快餐巨頭CKE的首席執行官。據統計,特朗普內閣成員身家達到驚人的350億美元,被稱為史上身家最貴內閣。

[6] 《恰逢中國傳統新春佳節,軍火女梟雄瑪麗蓮對F35“揮淚大甩賣”》,http://mini.eastday.com/a/170126122536787-3.html。

[7]《特朗普:美國不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7-04-13/doc-ifyeimqc3185397.shtml。

[8]《美媒:特朗普正把全球頭把交椅讓給中國》,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71115/31667381.html。

[9] 同[8]。

[10] 同[8]。

[11] 《任性納瓦羅“致命”的危險》,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7-24/8577367.shtml。納瓦羅的《致命中國》一書主要是講中國如何剝奪了美國的產業,上述觀點貫穿于全書,參見:Navarro, Peter,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May 2011。

[12] 《納瓦羅,貿易戰的始作俑者,為特朗普獻上三大遏制中國的“路線圖”》,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0132.html。

[13] [美]唐納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著,尹瑞珉譯,《特朗普自傳:從商人到參選總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

[14] 同[13],第44頁。

[15] 2019年5月美國蘭德公司發表《美國的戰略與資源不匹配:重視美國國家戰略與軍事能力間的差距》報告指出,美國現有軍事能力遠遠不能滿足特朗普政府提的國家安全戰略。

[16] 世界銀行數據,參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886362084864491&wfr=spider&for=pc。

[17] 《2018年中美貿易投資簡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nbgz/201905/20190502859509.shtml。

[18] 《外交部:中美“脫鉤論”是開歷史倒車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12/c_1124614840.htm。

[19] 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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